方言及方言研究的意义——项梦冰教授讲座实录（一）
在2016年暑期的博雅语言学高级研修班上，北京大学中文系项梦冰教授应邀做了题为《汉语方言与方言调查》的精彩讲座。项梦冰教授的研究领域是汉语方言学、方言地理学和历史语言学，长期担任北大中文系“汉语方言学”“汉语方言语料分析”和“汉语方言调查实习”等课程的教学任务。方言调查是北大中文系汉语言学专业多年来的一个传统，每年暑假都有老师带队到一个方言点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方言调查实践。除了在国外访学授课，项梦冰教授每年都承担带队任务。
为了让更多的师生分享到项梦冰教授的精彩讲座，北京大学出版社把讲座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分期刊登在“博雅语言学”微信公众号上，敬请关注。以下就是讲座的第一部分内容。
有关方言和方言调查的知识，技术性比较强，所以要在两个小时内讲清楚主要的东西，难度是比较大的。我考虑了很久，定了五个题目：一、方言及方言研究的意义；二、汉语方言的分区和方言地图；三、方言调查；四、方言研究的两个基本立场；五、传统方言学和实验语音学的结合。
先讲第一个题目：方言及方言研究的意义。这一部分我打算讲四个小问题：一、方言的定义；二、语言和方言；三、方言和普通话；四、方言研究的意义。
一、方言的定义先说方言的定义。我们先不要太学术化，就从通俗的理解出发——方言就是各个地方的土话，也就是地方话。我们举三个例子：
这三句话意思是一样的，但是听起来差距很远。
方言的语言学涵义，实际上就是一种语言的各种地理变体。这个定义比较简单，但是我们要多做一些说明。
第一点，方言（dialect）和口音（accent）的差异。一般而言，方言是指包括语音、词汇和语法差异在内的各种地理变体，也就是说，方言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而口音（也可以叫腔调）只是强调发音方面的不同。这样一种区分，实际上在明朝中国人就有这种认识了。明代王鏊的《姑苏志》（即正德（1506—1521）《姑苏志》）已经明确区分方言和方音两个概念。书中说：
有方言，有方音。大抵语必有义，最为近古。如相谓曰侬，谓中州人曰伧，谓不慧曰呆，问为何如曰宁馨，谓虹曰鲎，谓罢必缀一休字。又如曰事际、蔑面、佽飞、受记、薄相、哉。又如吴江之曰蹇，常熟之曰且、曰遐箇，此方言也。
灰韵入支、支韵入齐、庚韵入阳、宥韵入寘、虞韵入麻又入东，此方音也。
——《姑苏志》卷第十三《风俗》（略去注释小字）
第二点，传统上方言指的都是语言的地理变体, 但自从上个世纪 60 年代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逐渐兴起以后，方言也用来指一个语言社团内因社会因素（如年龄、性别、阶层等）造成的变体。汉语用“地域方言”（regional dialect）和“社会方言”（social dialect）来区分这两种不同的含义。汉语学界在地域方言上研究得比较多，但是社会方言做得还很不够。
第三点，每一种方言都能满足该语言社团的交际需要，从语言学的立场看不存在优劣之分。而每一个正常的人至少都掌握了该语言的一种方言。
第四点，人们很早就注意到语言内部因地而异的现象。例如《旧约》（The Old Testament）里就记载了一个最为古老的方言观察的例子。故事发生在士师时期（Age of Judges）：
士师耶弗他（Jephthah）率基列（Gilead）人与以法莲（Ephraim）人争战，基列人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以法莲人过去。每当抓住企图过河逃跑的以法莲人时，就问他是不是以法莲人，如果回答不是，就让他们说“示播列”（Shibboleth，意为玉米穗儿）。“以法莲人因为咬不真字音，便说‘西播列’（Sibboleth）。基列人就将他拿住，杀在约旦河的渡口。”（士师记一二，6）
“示播列”（Shibboleth）一词已经进入英语和很多其他语言，表示“口令”“测试词”之意，或是更为一般的“特色”之意。
中国人对方言的观察也非常早，在先秦中央政府就会派官员到民间采风。西汉末年扬雄撰写的《方言》（全称《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是一部比较方言词汇专著，所记录的主要是汉语方言，但也搀杂了一些民族语言在内。它的体例是先列举方言词，然后释之以通语，再分别说明通行情况。
尽管人们很早就注意到了方言的差异，可是现代意义上的方言研究——对方言的系统研究（即dialectology方言学）——却是从19世纪下半叶才开始的——它是在欧洲著名的两项方言地理学研究（dialect geography，也叫linguistic geography）的基础上会形成的，即德国G.Wenker和法国J. Gilliéron以及他们的合作者、后继者对德语和法语所展开的地理调查。所以在西方的研究传统中，方言学和方言地理学这两个概念基本等同。
以上讲的是方言的定义。现在我们进入第二个问题——语言和方言。这个问题对于汉语来说尤其是一个问题，因为汉语方言异常复杂，彼此差异的程度常常到了不能通话的程度，因此汉语是属于拥有众多方言的单一语言，还是属于拥有多个语言的语支，就常常引起争论。
我的看法是，讨论这个问题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确定几个语言实体是不是亲属语言，是存在语言学上的标准的；而确定几个语言实体是属于不同的语言还是同一个语言的不同方言，则不存在语言学上的标准。
语言和方言是根据社会条件区分出来的。这个“社会条件”当然要从最宽泛的意义上去理解。比如俄罗斯语、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它们之间的差别远远不如北京话和广州话的差别大，然而它们是公认的三种独立的语言（亲属语言）。三个语言实体被看作三种独立的语言，原因是里头有民族认同的问题。
再比如标准塞尔维亚语（Serbian）和标准克罗地亚语（Croatian），两者有着绝对的互通性，可是无论塞尔维亚人还是克罗地亚人，都坚持认为他们所使用的是两种不同的语言。
再比如挪威人和丹麦人可以用各自的话互相交谈，但挪威语（Norwegian）和丹麦语 （Danish）也是公认的两种独立的语言。挪威是20世纪初才摆脱丹麦人长达4个世纪的统治的。很明显，之所以有挪威语，乃拜政治独立所赐。
反观汉语，尽管各种方言千差万别，常常到了不能通话的程度，可是有相同的民族、文化认同，使用相同的文字和书面语，而且自古就有超越地域的“雅言”（共同语）存在， 因此这些语言实体只能看作是方言，而不是独立的语言。
三、方言和普通话第三，我们谈一谈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没有人比李荣先生说得更好。李荣先生在《普通话与方言》（《中国语文》1990年第5期321-324页）这篇文章中说：“普通话在方言之中，又在方言之上。在方言之中，是说普通话也是一种方言。十亿人口的国家，普通话不拿一个活方言做底子是无法推广的。在方言之上，是说普通话是全国人民学习的对象。方言是一方之言，普通话是普遍通行的话。”所以说，普通话和方言的地位是不太一样的。
一般说来，普通话对汉语方言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最近几十年，普通话对方言的冲击作用日益明显，已经对方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层面都产生了影响。
拿我的家乡话来说，连城新泉客家话传统把厕所叫做“屎缸”，上厕所叫做“行动”或者“去行动”。我这个年龄段的人还是这么说的。而目前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开始改用普通话的说法，叫“厕所”和“上厕所”了。我们看，这就是普通话，只不过是把普通话的词变成方言的发音。
不过我们还要看到事情的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不能光强调普通话影响方言，事实上方言也在不断地影响着普通话。像大家所熟知的“搞”“尴尬”都是普通话从方言里吸收的词汇。最为重要的是，由于方言的干扰，普通话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地方变体，即所谓的“地方普通话”。因此在中国研究方言接触有非常优越的条件。方言接触，一方面有客家话与粤语的接触这样的问题，但更重要的一块是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互动问题。这方面的研究值得引起重视。
四、方言研究的意义第四，我们谈一谈方言研究的意义。语言学发展到今天，基本上可以这么说：能从事田野调查，从实际语言中获取鲜活的材料，能在自己的汉语语言学研究中纳入方言的视角，对当代汉语语言学工作者而言，这几乎是一个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前面介绍到，我们北大中文系汉语言专业，本科生必须要到外地进行一次实习，因为这在我们看来。是现代语言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一个素质，一定要让他们做做这种训练。另外，从其他学校考入北大的研究生，也都是要补上方言调查实习的。
方言研究的意义可以说得很多，甚至讲几天都讲不完。下面仅举几个词汇方面的例子来看。
我们如果去看《集韵》的话，发现《集韵》的入声曷韵他达切有一个字——“㒓”，《集韵》的解释是：“《博雅》‘逃也’。一曰行不相遇。”如果我们单纯看韵书，其实很难理解什么是“行不相遇”，看完这个资料之后没感觉。可是如果我们去调查研究方言，这个问题马上就解决了。比如说我们（北大中文系方言调查实习团队——整理者注）今年七月份去江西铜鼓，我那个组调查的是客家话。铜鼓的客家话表达普通话的“没赶上”叫“赶㒓哩”
再比如说，我们看《广韵》，里面有这样一个字，“磑”，反切是五对切（今读wèi）。《广韵》的解释说：“磑：磨也。《世本》曰‘公输般作之。’”这个也让我们感觉很陌生，怎么磨会叫做“wèi”呢？我们去研究方言，发现山西某地方言就把磨叫做“
（郝琦 整理）